作者感悟

作品展示

谈起传统的华夏价值观，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周文王姬昌在《易经》中定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是儒家先贤们在后世扩充的“仁义礼智信”？不论如何，我们似乎习惯性地认为中国人生来就带有温良友善的民族性格。然而青年学者李硕却在《翦商》中用考古实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的事实：在周代以前的夏商方国时期，崇尚人祭文化的中国人是嗜血与暴力的。这不免让人感到错愕，那么中国人是怎样从“唯虐”“殄戮”走向和平宽容的？这其间涉及了三代周王的努力，是一个文明毁灭与道德重构同步进行的过程。

一、血腥献祭何以存在

在世界范围内，人祭的传统具有统一性和共时性。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古罗马文明等都在中国的古国与方国时期流行着人殉与人祭风俗。人祭理念起源的具体时间很难辨明，但人祭理念的源头则是远古人类对于未知自然事物的敬畏与崇拜。无法解释的现象便是未知，未知会带来恐惧与不安，为了缓解这一不安，远古人类创造了上帝与神明。在他们的认知里，凡是不可解的现象都可叫作“怪力乱神”，而鬼神总是无常的，他们时而对人间降下灾祸，时而对众生施以祥瑞。那么，该如何满足鬼神们的需要呢？远古人类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活人献祭这一方式。“可能是贡献食物，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 ，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满足鬼神需要的最优解，远古的人祭就这样诞生了。

人祭现象是随着村落——部落——古国这一早期国家的演进零星出现的。在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们还处于温饱不及的状态里，劳动力是不能随意浪费的。直到早期农业的产生，远古人类开始有了固定产业与居所，有了征服其他地区的人力与物力，那么被征服地区的俘虏便成为了献给鬼神最好的祭品。如龙山时代（约公元前4500——4000年）的华北地区之所以能发掘出那么多的人殉尸骨坑，与华北地区旱作农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的。而在这之后，人类社会组织的规模持续扩大，阶级分化日趋明显，统治者需要借助神权来维护自身的权威，而由人祭引起的恐惧氛围有必要继续在全社会蔓延，因而人祭现象便踩上了加速键，到夏商方国时代也长盛不衰。

方国时期的人祭文化是经过古国时期长期酝酿后才在商代达到鼎盛的，这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更迭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祭的形式与衍生物都是有所变化的。就书中论述而言，我们可以看到，直到夏代，统治者实行的也还是“有限人祭” 。这一现象还不至于像商代那样疯狂到成为国家的宗教形态。作者认为，商代人祭的激增既是商代扩张运动的产物，也是商人满足自我认同的途径。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人的实力相比夏人有了质的飞跃，这保证了商人的扩张运动得以节节高升，奴隶外的俘虏便成为了祭祀的优质材料。而不断地献祭异族，区别化地对待“我们”（商族人）和“你们”（非商异族）同样也极大地满足了商人这一多族群融合的民族的优越感。这两方面因素结合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祭成为了商代的国家宗教，商人用它构筑了一个冷血而暴力的世界观，整个社会笼罩在血腥与恐怖的氛围中，为非商异族讨伐商王朝埋下了祸根。

二、两代周王翦商大业

以事后的角度看，翦商的成功是必然与偶然相互作用的结果。

商王的暴虐与专权是导致翦商发生的必然因素。商的末代君王帝辛因发明了恐怖的“炮烙之刑”而被后人列在华夏暴君之中，但他也只是众多商王残酷统治的一个代表罢了。儒家经典《尚书》中收录了第十九代商王盘庚在迁都时对商朝贵族的讲话，在这篇“演讲”中，盘庚将商朝贵族们称为“我民”“尔众”。这并不是什么体现尊重的称呼，反而直接体现了王对这些贵族的态度：“汝共作我畜民”。哪怕是比普通人地位更高的贵族，在商王也不过是牲畜而已。在这一讲话中，盘庚王表示不愿搬迁的民众皆可“劓、殄灭之，无遗育”，即为杀全家。商王对自己人尚且刻薄寡恩，少有温情，更何况那些商族外的人群呢？在今天河南殷墟的商朝王陵区，考古发掘出了密如繁星的人祭坑，年代跨度近百年，男女老少无一例外，被献祭的人群死状惨烈。王族去世要祭祀，征伐与惩戒异族要祭祀，纪念先王也要祭祀。如此地（的）残酷，如此地（的）视人命如草芥，哪怕是从小接受人祭理念的商人自己，其内部也会产生一批对人祭行为产生厌恶与抵触的群体。他们虽然在商代中期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失败，但暗中积攒下的火苗终会在翦商之风的推动下成为焚烧商王族与人祭理念的燎原之火。同样，对商王朝积怨已久的各非商方国与部落，也在暗中期待一个翦商运动的发起人，带领他们讨伐商朝。

周文王姬昌的个人经历是导致翦商发生的偶然因素。占卜是人祭文化的附属物，也是上天意志对众生最直接的回应。以当时的视角看，能够用占卜与神明直接沟通的占卜师的话是带有权威性的，而文王姬昌正是在偶然条件下获得了学习商王甲骨占卜与易卦占算的机会，这为周国的翦商事业提供了一颗强有力的定心丸，也使得周能成为翦商事业的领导者。在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的商代，能够占卜通神的文王用他独有的神语解释权重新阐释了上帝，成为了与商王一样的上帝代言人，这为日后的一系列工作提供了便利。

当然非商王族进行通神占卜是危险的，占卜的蛛丝马迹一旦暴露便会导致灭族危机。因此，文王需要等待，等待一个能够一举击溃商王的时机。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周族族长姬昌笼络了姜尚，与长期敌对的羌人部族达成了和解，也得到了如箕子等商朝贵族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文王获得了纣王的信任，受封“周方伯”。在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文王逝世，翦商的接力棒被交到了文王的二儿子姬发手中。

在继位后的第二年，武王率大军由镐京出发抵达盟津。期间“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周王与各族正式签订盟誓，发布翦商宣言，对盟军发动了几次战前动员，控告了商纣王的一系列罪行，鼓舞了众诸侯翦商的信心。与此同时，商都内部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重臣比干被纣王“剖心”，商朝的忠良之臣人人自危，他们也渴望新秩序的建立，翦商事业发动的内外因素已经成熟。

在盟津之会两年后，武王发动了名垂华夏的牧野之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击溃与转化收服了商军，自知大势已去的纣王于鹿台自焚，殷都迎来了新的主人，两代商王的翦商大业在形式上取得了成功。

三、新华夏的诞生

在王朝完成更替的两年后，武王因病逝世，继位的成王年幼，尚不能管理国家事务，王的实际权力与新生王朝的命运被托付给了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除了要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更重要的责任便是完成文王对于翦商的真正目的：重构华夏。

生活在宜农地带，长期辛勤劳作的周人在天性上是温和的。然而出于生存的需要，投靠商王朝的他们又不得不替商王捕猎异族，缴纳“血税”。这一违德的行为长期困扰着文王姬昌，特别是当他被囚羑里，亲眼目睹商朝的献祭仪式以及被迫亲食自己长子伯邑考的骨肉之后，他对商朝人祭制度的厌恶达到了顶峰。那么，矛盾的源头便指向了以人祭为宗教传统的商王朝，所谓不破不立，必须将人祭这一文化的物质载体连根拔起，给予其彻底的毁灭，才能重构一个符合周人原本价值观的社会。

在羑里解救父亲，啃食大哥的经历也成为了周公的梦魇。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开始了殷都民众的迁徙工作，并开始了新城洛邑的--营建。在这两项工作完成后，他下令毁灭了殷都和商王的一切甲骨记录，决心永久封印这段沉痛的历史。

“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 殷商所代表的华夏旧文明虽在物质层面被毁灭了，但商代人祭文化所构建的血腥与暴力的世界观还久久铭刻在当时人们的心中，似恶鬼缠身般难以挥去。但时间总是抹平历史创伤的良药，远去的神明迟早会将者献祭的时代一并带走。

当然周公不可能只靠时间去被动地影响人们的记忆，与毁灭同期进行的还有重构。周公重新书写了华夏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 在周公重构的历史中，“德”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君王与臣民都要重视个人品德的建设，暴力只能作为一种实现个人目的不得已的手段而不能作为人的日常追求。同时“天”的概念也被模糊，人生在世应该履行尘世的义务，“天不可信”。周公辅政约百年后，“德”的价值观最终成为周代的官方价值观，作为新华夏的代表延续到了今天。

至此，以血腥人祭为代表的华夏旧文明被以和平宽容为崇尚的华夏新文明所取代，强调暴力和武力的华夏旧道德也被强调品德修养的华夏新道德所重构。经过文王到周公三代周王的努力，翦商大业最终完成了文明的毁灭与道德的重构，如作者所说，“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

四、写在结尾的话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若不是考古工作者尽心尽力，日复一日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我们应该很难想象三代周王的翦商大业居然包含着旧文明的毁灭与新道德的构建，华夏文明早熟的秘密也由此破解，我们都应对此心怀感激。而作者李硕在强忍血腥人祭的压抑，鸟瞰华夏文明的起源，编纂此书时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我想在短暂的恐惧之后，便是无比的宽慰与自豪吧。

推荐理由

该书评从《翦商》的一书中提出三个问题来展开文章的构思：“血腥献祭何以存在”“两代周王翦商大业何以成功”“新华夏的诞生”。华夏文明翦商成功后何以在文明结构的深层信仰上得以“重构”。抓住问题，抓住了该书的脉络从而得以对全书予以粗线条的勾勒与评价。该书评用流畅的文笔书写了商周变革之际文明与野蛮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