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感悟

作品展示

“乌衣巷”的权谋：东晋门阀政治的辉煌与没落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乌衣巷》以朱雀桥畔的野草、夕阳残照中的巷陌，以及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勾勒出东晋门阀贵族由盛转衰的历史图景。诗中“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意象，直指东晋时期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士族门阀集团。这些家族通过九品中正制垄断政治权力，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其宅邸林立的乌衣巷就是门阀政治的具象化符号。东晋政治本质上就是皇权与士族的共治，王导、谢安等人物既能左右东晋朝局，又维系着江左政权的稳定。但随着寒门庶族的崛起和军事贵族的冲击，曾经“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结构逐渐解体。

田余庆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泰斗人物，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以独特的视角重构了东晋政治史架构，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的观点。诚然，这篇文章是在笔者读完《东晋门阀政治》所产生的感想，故在此阐述作成文章。田先生以小见大，通过对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大士族的兴衰轨迹进行研究，揭示出门阀政治运作中“家族——军镇——中枢”三位一体的权力逻辑，尤其注重地理因素与军事基础对政治格局的影响。全书以细密考证见长，如对“王与马，共天下”形成过程的推演、北府兵与荆扬之争的剖析，既展现了微观史实，又构建起了宏观理论框架，被誉为“从陈寅恪到唐长孺之后中国中古政治史研究的又一里程碑”。

过往，我认为东晋的历史只不过是几个家族的争权夺利，甚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甚作用。读完此书后，我进行了深思：为何大多数人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不感兴趣甚至避而远之呢？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所给我们呈现的门阀争斗、胡族厮杀太过黑暗。但是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仅仅是这些吗？不，它们留给我们的是人民的伟绩和历史的核心。以我观之，它便是：文明的生命力不在于武力强盛，而在于文化主体的延续性。我便从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四大家族的发展，京口重镇与北府兵，门阀政治的崩塌来阐述。

一、皇权政治的变态——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一朝的政治格局，堪称中国皇权专制史上的“变态”。所谓“变态”并非贬义，而是指其突破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皇权”的常态模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结构——门阀士族与皇权共治，甚至士族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独特局面。故田余庆先生称其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模式’——门阀政治”。接下来便阐释该书的内容。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携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进行南渡。为了笼络江南士族，司马睿的谋士王导主动结交江南士族并联合他们支持司马睿称帝，奠定了东晋基业。由于东晋立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琅玡王氏，再加上王氏自身丰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在司马睿一朝就早早得确立了“士族与皇权共治”的格局，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氏家族在东晋朝野权倾一时，王导担任丞相，维持政权稳定。其堂兄王敦任荆州刺史，掌握长江中游精锐军队，军事实力强横。但在东晋初期，王敦爆发了两次叛乱，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攻入建康，诛杀刁协、刘隗等晋元帝的亲信，逼迫元帝妥协，强化王氏专政。324年，王敦意图篡位，但因王导反对及王敦病逝而失败。这两次斗争反映了门阀政治的一个规则：门阀政治下还需要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维护各大士族均势。王敦第二次叛乱正是因为导致打破了士族之间的利益平衡，才招致众士族对其群起而攻之。后因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江州之争消耗了其力量，最终在谯国桓氏的崛起之下，琅琊王氏逐渐从权力的舞台上退出。

颍川庾氏是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重要家族，其兴起始于庾亮。作为晋明帝皇后庾文君的兄长，庾亮在明帝、成帝时期凭借外戚身份执掌朝政，联合王导等士族平定苏峻之乱，一度主导中枢，推动“庾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其弟庾翼、庾冰等亦居要职，家族势力达至鼎盛。然而庾氏缺乏深厚的军事根基，过度依赖皇权与士族联盟。庾亮死后，继任者才能不彰，加之桓温等新兴门阀的崛起，庾氏在军事与政治斗争中逐渐失势。至东晋中后期，颍川庾氏已退出权力核心，最终随东晋门阀政治的衰落而湮没，成为皇权与士族博弈中的昙花一现者。

谯国桓氏是东晋中后期最具权势的门阀之一，其崛起始于桓彝，他在东晋初年因军功受封谯郡公，奠定家族根基。其子桓温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先后平定成汉、三次北伐（虽未彻底成功），并长期掌控荆州军政大权，形成“荆扬之争”格局，一度废立皇帝，权势煊赫。桓温死后，其子桓玄继承势力，最终于403年篡晋自立，建立桓楚政权，标志着谯国桓氏的巅峰。然而桓玄统治残暴，失去士族支持，不久被刘裕起兵击败，桓氏随之覆灭。谯国桓氏是东晋中后期崛起的军事豪族，以桓温为核心，掌控荆襄兵权，一度权倾朝野。但由于桓温第三次北伐（369年）的失败削弱威望，未能代晋自立；还有其子桓玄贸然篡晋，引发士族与北府军联合讨伐，兵败被杀；再加上刘裕崛起后彻底清算桓氏势力。桓氏家族过度依赖军权却缺乏士族支持，加之东晋末年门阀政治逐渐瓦解，桓氏因政治孤立和失去军权而迅速没落。

陈郡谢氏是东晋中后期最具影响力的门阀之一，其崛起始于谢鲲、谢尚，至谢安时达到鼎盛。谢安在淝水之战（383年）中运筹帷幄，联合谢玄、谢石等家族成员击败前秦苻坚，保全东晋，使谢氏声望达到顶峰，形成“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谢安执政期间推行“镇之以静”政策，稳定朝局，谢氏子弟多居要职，家族显赫一时。谢安死后，后继者如谢琰未有安之才能，故逐渐衰落。但是陈郡谢氏的衰落不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一样，是在权力与军事上的斗争失势的。它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甚至有“主动退场”“激流勇退”的色彩。谢氏的衰落始于东晋末年，但并未像谯国桓氏那样遭受灭族之祸，它在南朝都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因此其衰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加之谢氏家族将北府兵的军权主动退让给寒门庶族出身的刘牢之，放弃军权转向文化领域加之后代子弟不积极进取，沉迷于文酒风流。虽然这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便是其代表。但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固有的主角，故其最终从权力的舞台“悄然退场”。这种衰落模式使得陈郡谢氏虽在政治上消亡，但文化上反而铸就另一种“永恒”，这明显有别于颍川庾氏和谯国桓氏的衰落。

这些家族的发展我们能知道东晋门阀政治的规则；皇权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得以维持，但是门阀政治终究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它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又终将回到皇权政治。

二、郗鉴与京口军事集团：北府兵的崛起及其对东晋门阀政治的制衡

东晋一朝，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皇权衰微，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独特政治格局。然而，在这一士族主导的体系中，郗鉴及其经营的京口军事集团却成为一股关键的制衡力量，深刻影响了东晋的权力结构。

郗鉴原为北方流民帅，南渡后因战功被司马睿重用。面对东晋初期内忧外患的局面，他敏锐地意识到京口（今江苏镇江）的战略价值——此地北控长江天险，南扼三吴粮仓，既是抵御北方胡骑南下的屏障，又可威慑建康（南京）的士族势力。于是，郗鉴以京口为根基，吸纳北方流民中的精锐武装，组建了早期北府兵。这支军队以骁勇善战著称，成员多出身寒门，与依赖庄园私兵的士族集团形成鲜明对比。

郗鉴的军事布局，使京口成为东晋政局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当王敦、苏峻等士族军阀叛乱时，郗鉴屡次率北府兵勤王，成为稳定司马氏皇权的关键力量。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军事威慑，迫使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等门阀在专权时有所顾忌，间接维持了各派势力的脆弱平衡。

北府兵的影响并未止于郗鉴时代。其后续统帅如谢玄、刘牢之等，进一步将这支军队发展为东晋中后期的核心武力，并在淝水之战中击溃前秦百万大军，挽救东晋于危亡。然而，北府兵的崛起也埋下隐患：寒门武将势力膨胀，最终催生了刘裕这样的篡位者，终结了东晋王朝。

郗鉴的京口经营，堪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异数”。他利用流民武装打破了士族对武力的垄断，为皇权提供了喘息之机，却也揭示了军事强权在门阀体系中的双刃剑效应——既能维稳，亦可颠覆。这一历史片段，恰恰映射出东晋政权在士族与寒门、文治与武功之间的深层矛盾。

三、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

就如上文所说，东晋门阀政治在陈郡谢氏之时便已有衰落之势。东晋门阀政治的覆灭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士族门阀长期垄断高位，崇尚清谈玄学，逐渐脱离实际政务，行政与军事能力衰退，而寒门庶族则通过军功崛起，如刘裕凭借北府兵势力壮大，冲击了门阀的统治根基。其次，皇权不甘长期受制于门阀，转而联合寒门武将，利用军事力量削弱士族势力，刘裕代晋建宋，标志着门阀政治的终结。此外，门阀依赖的庄园经济在战乱中遭到破坏，东晋推行的土断政策限制其荫庇人口的特权，削弱了其经济基础。最后，持续的内乱（如桓玄之乱，孙恩、卢循起义）和北方胡族的军事压力，迫使东晋依赖寒门军事集团，进一步挤压了士族的生存空间。在皇权重振、寒门崛起和经济基础瓦解的多重冲击下，门阀政治最终走向崩溃，南朝进入君主集权与寒人掌权的新时代。

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其实，不管是当时胡族北方的纷争还是南方士族的争权，只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他们是短暂的终将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而真正存留下来的一定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一定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站在人类文明史的维度，或许东晋门阀政治的最大启示是：当外部环境剧变之时，旧精英集团若不能自我革新，终将被新崛起的边缘力量取代，但文明的存续，取决于能否在权利更迭中保存核心文化基因。是啊，一个国家真正宝贵的财富不是什么充盈的国库，也不是一个或几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而是文明的韧性，是一个民族在经历危难时形成的强大抗性，最终形成独特的民族精神。这才是一个民族最鲜亮的底色！

推荐理由

这篇书评以刘禹锡《乌衣巷》为引，串联起东晋门阀政治的兴衰脉络。作者紧扣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核心观点，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的权力垄断，到北府兵的军事制衡，再到门阀政治的终结，层层剖析“家族——军镇——中枢”的权力逻辑。文字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深度，既还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图景，又提炼出文明延续性的深刻启示，为理解东晋历史提供了清晰而独到的视角。